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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家书

时间:2016-11-02  来源:  作者:孙萌萌
       1948年,解放战争的硝烟已蔓延到华北平原。由于对共产党、解放军不了解,不少台胞纷纷迁回台湾。梁永禄将妻子、儿女送回台湾后,独自返回北平。在这一年中,独居的梁永禄为孩子们殷殷地筹谋,愿意为他们的安全付出思念的代价,而当时只有14岁的梁月心,则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团圆。

近日,老台胞梁月心与我们分享了她少女时代与父亲的家书。她带着淡淡的怅惘与我们回忆起1948年,那一年,父亲挈妇将雏回到台北,却因生活所迫独自北返。作为家里的长女,离开爸爸的梁月心像个小大人一样帮着母亲照顾一家4口的日常,然后把少女最细密的心事化作一封封信笺,寄给了远在北平的父亲。

                    回家?离家?

1948年中,由于对共产党、对解放军尚不了解,身在北平的不少人都开始担忧战争何时到来。有门路的,纷纷带着家小离开。这时,梁永禄的老师杜聪明从台湾传来消息,答应为梁永禄在台大谋一个职务,于是,离开台湾10年整的梁永禄决定把全家5口都带回台北。

“我1934年出生,1938年就跟着爸爸到了北平。上学、生活几乎都在北平度过。虽然在那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我们身份算是‘日本人’,但是爸爸还是顶住压力,让我们上中文学校、说普通话。爸爸的日语很好,但在我家,也是从来听不到日语的。我记得有一年,台湾省旅平同乡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当时担任同乡会宣传委员(后来又接任了会长)的爸爸还特意把我带了去,骄傲地告诉记者和同乡,我们上的是汉语学校。”

那是1946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政府把所有台胞一律视为“敌伪”,引起台胞的极度不满。梁永禄所在的台湾旅平同乡会和台湾革新同志会在前门外的泰丰楼举办了记者招待会,梁永禄发言时,指着梁月心说:“这是我的大女儿,就读在北平最好的宏庙小学,她的两个弟弟也上的中国小学,孩子都不懂日语!”

说这番话的时候,梁月心显得活泼又自豪,但她随即说,正是因为如此,对于还不记事就离开台湾的梁月心来讲,心中的故乡不是台北,而是北平。“回台湾后,我弟弟还给爸爸写信,里面附着一首诗,名字叫《游子吟》。我父亲是日据时期带我们离开台湾的,目的是为了不当‘亡国奴’。然而当我们回去的时候,反而成了‘半山’,几乎等同于‘阿山’即‘外省人’。”

这种“外省人”的孤寂,在父亲走后体现得更加明显。返回台北之后,生活并未像预期的那么顺利,台大的职位没有谋到,杜聪明提出让梁永禄到台南一所医院担任院长。梁永禄思考再三,决定返回北平,继续自己一直在经营的“三安产院”,而女儿月心和儿子保民则被安排在台湾的学校读书。“我爸爸就怕我们念不了书。”梁月心说。

“台湾虽然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现在又被人认为是中国的避难地、桃花源,但是好像住惯了北平,北平的风土人情都比这里亲切。台北呢?话又不通,我希望仍旧回去。”在信件中,小小的月心这样写。

                    艰难的时日

在台北的日子,月心的母亲带着3个孩子借住在亲戚家。生活十分艰苦,梁月心的母亲孤身带着孩子,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全部所需都靠梁永禄通过香港寄一些美元过来。独自负担一家五口的生活,梁永禄的压力也很大。作为长女,梁月心在给父亲的信里,字字句句都吐露着对父亲的关怀:“北平现在已经很冷了吧,我们也很不放心。为了我们,您独自在寒冷的北国,为了我们,您要工作,我们只有努力用功来报答您。”

然而,生活的艰难总是不会给人的脆弱留有余地。即便再不愿意,总还是要面临向父亲伸手的时刻。“我记得当时在北一女读书,要做件小小的制服,没有钱,也只能写信请爸爸再多寄点钱过来。”虽然已经82岁,但梁月心对这件少年的小事仍然记忆犹新:梁月心在信里写,彼时的台湾,物价涨得很快,一涨就是四五倍,做一件校服的外套,大约要旧台币10万块。

当我们把这封要钱的信摊在眼前,就更能体会到一个少女当时的担忧与纠结:“我也知道您现在很困难,可是东西是总在涨,如果不快,恐怕又要十几万才够。最好您能在一星期内寄来。而冬天需要的钱,您有钱再寄吧。”

                    团圆,团圆!

“自从您走后,我们总感到有些寂寞。虽然每天里弟妹们的哭笑争吵增加了一些生气,然而总不能再听见您高阔圆润的声音,没有您的安慰、您的保障。我们都很健康,台北的天气依旧很温暖,像春天一样,北平现在已很冷了吧,请您多多保重身体!”几乎每一封信里,我们都能读到一个思恋父亲的小小少女那浓浓的细细的情意。月心在台北第一女中上了一年的学,到了春节,她还随妈妈一起到老家跟姨妈等亲友团聚,算是这离散的新年里,少有的欢乐。

梁永禄独自在北平度过孤寂困苦的新年,他曾在日记里记录了梁月心写给他的一封信的片段:“我们都很健康,很平安,但每一想起您孤单一个人在北平,没有人能侍候您,并且生活那样的困难,又受着战争的威胁,心里真是难过极了……即使和谈不成功,战争也不会持续太久了,那时候我们能渡过汪洋大海再投到美丽的故都的怀抱里去,那时不知四十岁的您已是多老了呢!”我们无法想象出,独自居住在战火阴影笼罩下的北平的梁永禄展开长女的这样一封信,彼时彼地是何样的心情,或许作为当事人的梁月心也不能十分理解。但她能告诉我们的是,当梁永禄亲身见证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亲眼看见了解放军整饬的纪律与此后城市的安定,他马上写信回家,告诉妻女,要团圆了。

“和杨一清拿红旗子,内写‘欢迎人民解放军台湾省旅平同乡会’,未到新街口集合前就遇着。兵士身体很好,老实样,有女性将校骑马。北大学生、机关团体坐大卡车,欢迎旗、唱歌,情绪热烈。解放军帽子没有青天白日的徽章,没有军旗,将校兵士服装差不多,不容易区别出来。看了这革命军禁不住眼睑红起来,差一点泪珠就流下来了,觉得中国前途有希望!这是第六感!”梁永禄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那时,他已经决定,把深深思念的妻子和孩子,尽快接回北平来。

“我们是1949年1月接到爸爸的来信,说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城市秩序十分安定,学校已经复课,他已经开始攒钱,为我们准备回来的路费。”梁月心说。

少女期盼的团聚即将到了,而聚拢着思念的悲伤和动乱的担忧的艰难时日,也终究要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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