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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首义 闽台双杰

时间:2016-04-07  来源:  作者:

林森

林森  

      我国全民抗战始自1937“七·七事变。若从“9·18”事变抗击日本侵略东三省算起,则抗日战争爆发时间应前推至1931918日。但是还有更早的台湾民众抗日义举,在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朝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当地民众在1895年奋起武装抗击日军登台。那应属于抗日战争首义。台湾民众打响了抗日战争的先声,一批闽台抗日志士登上抗战的舞台,演出了可歌可泣的一幕。其中就有尊敬的前辈林森、李应辰先生。如今,当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光复70周年之际,我们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林森和李应辰先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代闽台志士先人。

林森(1868—1943)后来曾任国民政府主席,青年时代在台北工作,恰巧赶上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日本的大事变。那时引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割台消息传到台湾时,民众群情激奋,据当地报载“若午夜暴闻惊雷,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集于市,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若无天地。台北鸣锣罢市,决心抗日,著名的刘永福黑旗军就是在此时组成,进行抗拒日军登陆台湾的。而林森与一批闽籍在台人士随即行动起来,投身反对割台的抗日斗争,加入刘永福抗日队伍。

福建闽候县林森故里

福建闽候县林森故里

据林森口述好友蔡人奇笔记《闽警》(1904)一书,述及189556月的战况,“闽人李治安,在台湾电报学堂肄业,当政府割让台湾与日人时,台人起而自立。李擅地雷术,上条陈于刘将军永福,刘命其带营布设地雷,日人死者无算。未几,李为流弹所中,遂被害”。

据蔡人奇后来所编《藤山志》,对林森有更多描写:

“民前18年甲午中日战争,逊清割台议和,公(林森)愤甚,集合同学陈(李)治安等6人,以科学制造地雷,组成地雷队,隶于刘永福元帅麾下彭佳森将军营中,扼守彰化之八卦山,抗敌三载(应为三月之误)有奇,日寇为地雷队炸毙者不计其数。彰化为台南北之孔道,八卦山其要塞也。不幸汉奸粤人邓某,闽人黄某为日寇之向导,由荒山荆棘丛中引寇至八卦山之背,彭将军所领军队仅五百人,皆久战沙场之士,见山前有敌,下山御之,而敌人又为地雷所炸,正在追奔逐北,而敌人已由山背登山,山头被占,彭将军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彭殉国,陈(李)治安亦战死。公幸脱险,避于友人倪耿如家,乘夜渡帆船沿海边回闽。”时值当年8月。

由于时局紧迫,匆促间所存资料无多,这里所引据林友华先生著《林森评传》和《林森年谱》(华文出版社,2011年),但简短的几则记录已足以反映林森投身抗击日本侵台的形象。

然而,作为忠实信奉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新华日报》评语)的林森,有着辉煌的传记,而其开始部分,即在台抗日事迹,所存资料毕竟太少,与总体很不相称。今天,为纪念林森,后人可做的事应该有两点。一为分析研究早年既有史料,认识意义,为其一生事业增光。一为把他与同辈闽台抗日志士对照,用当年台湾抗击日寇登台,昂扬而悲壮的气氛,以陪衬和烘托林森之杰出。

从林森早期史料分析,可见其意义有三。其一,有忧国忧民情怀,把抗日与革命相联系,使人生事业有了高起点。

林森之奋起抗日,绝不是热血青年的一时之为,而是有其深刻的“民族、民权之思想”[1]基础的。他于1868年出生在福建闽县尚干风港村,面对清末政府腐败,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步步近逼中国的时代。他少时有家学传统文化的熏陶,小学在福州又进了教会学校,受到西方思想的启蒙。1890年考入台湾电报学堂,接触当年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了“科学报国”的思想。青年时代已具有极度厌恶清政府腐败、丧权辱国,导致社会危机频发,民不聊生的现状。于是日军侵台对他便是极大的刺激,激发起爱国的热情。抗日便成了他革命生涯的起点。

其二,有了良好开端,此后即坚持理想,终生矢志不移,他从此便投身于国民革命,先是追随孙中山,在闽台等地组织和创立革命的兴中会。后又投入五四运动,为反帝反封建出力,参加革命军为北伐战争效力,并且力所能及地参与促进2次国共两党合作,直至年高德劭荣任国府主席12年,成为抗战政府首脑,当他194381日在任职上病逝时,毛泽东主席亲自为中共中央发出唁电,云:“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兹闻溘逝,痛悼同深,谨此致唁”。

其三,从此以后,追求完满的人生,赢得后人尊敬。

林森从在台抗敌起,一向秉持反清抗日的思想,后来发展为建设国家和收复台湾的人生抱负。这样的一生自然赢得国人的尊敬,尤其是台湾人民的纪念。不然为何台湾自光复以后就不断扩展以他的名字赋予全岛各地为路名。不但在北中南三大都会城市都有大街设其名,例如台北有“林森南路”,“林森北路”,高雄有“林森一路”,“二路”和“三路”。后来,至2000年有人统计,在全岛21个县市,包括澎湖的马公市,都有“林森街”或“林森路”[2]。如此普遍的现象,当笔者90年代在台讲学曾在台北“林森南路”附近住过,以为这是他长期为政界要人之故,然至近来读了《评传》和《年谱》之后,才悟到这另有因缘,原来林先生在台湾沦陷三年后,1898年又折返台湾,在台北、台南,尤其是嘉义从事革命宣传工作。早有广泛的影响,以致台湾光复后不久,1947年在嘉义建立“青芝亭”并立碑纪念。碑曰:“故主席林公子超,民前14年春,为革命渡台,任台南法院嘉义支部通译。翌年春,应总理召返国。”[3](此处总理系指孙中山先生)。

至于与闽台抗日志士相对照,也可按全局与个别两个方面。从全局看,《台湾抗日史》就是典型的全面情况。

可惜如此杰出之林森,在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出版撰写1894—1895年那段时间的《台湾抗日史》(70,1981年出版)竟未提及。该书设九章,从甲午战争前酝酿写起,重点详写战后割台日军登陆,我方军民奋力抗战由北退南,直至高雄,台南失落,全岛沦陷全过程。应该算是一部那段历史的权威史书。台湾文献委员会林衡道主任委员所作“序”,称该书“不仅史料丰富,且博采地方父老口碑,广集有关抗日古迹之照片,其征文考献所用之功夫,使人不胜感篆”。他肯定该书对“光耀先贤奋战抗日之民族气节,激励后人保乡卫国之爱国情操,”尤具“历史教育之贡献”,人们当然可以从那广阔而悲壮的战斗背景上感受林森的卓越表现。

这里自然会产生疑问,一部台湾抗日史,竟然忽略了林森,问题出在哪里呢?恐怕在于林森战后仓促离开,且他那支队伍几乎全军覆灭,在台已不存留任何文字资料与口碑。他的事迹只能见于回乡后闽地的相关文字记载了。因此我们必然会诉诸个别的事例,用凸出的相近的一个例子可以作对比,如据该书所记,有一位同样是闽籍的在台抗敌志士,同是属于刘永福的黑旗军,战后也迅速折返内地的李应辰,则其事迹则仅见于台湾,而内地毫无讯息。为了作比照,不妨简述如下:

李应辰和抗日诗

李应辰和抗日诗李应辰(1860—1922)又名应时,字宗聘,祖籍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马巷镇李厝人。祖上渡台,定居台北县淡水镇中寮里。从小好学,热衷武功。1883年参加淡水厅武学考获第五名,于清末1891年考中文科举人。恰其堂叔李祥奎、堂弟李应东亦考中武举,于是“兄弟叔侄举人”一时并称,极具名声。如今在中寮里有举人“旗杆屋”,在淡水李氏祖庙“燕楼宗庙”里,仍保存那些当年中举的记功匾牌,如《文魁》、《武魁》等,一切都得到悉心照顾,族人们至今引以为荣。在当年,如此家族抗日,有极大影响。

《台湾抗日史》特为其辟有专节,题为《高尔伊倡议,李应辰联庄》。文中记载:“当日军侵入台北城郊之际,绅士高尔伊痛大局靡滥,版图易色,易服赶至内寮,就商于光绪十七年辛卯科举人李应辰,谋抗大敌,应辰血性之士也,慨然应允,遣家丁持简邀集沪尾(现名淡水)十八庄执事及诸父老,会于其宅。众皆义愤填膺,愿效一死,以报宗国。遂决定每庄各出壮丁五百人,各携械弹,组织成军。誓师之日纷争前敌。高尔伊上书刘永福云:“举人李应辰联沪尾十八庄,庄五百人,精悍可恃,沪尾有警,顾当前敌。”据该书并转述台北县志记载:“……倭人自基隆进犯,未遂阙去,军民由新竹进攻,可与犄角,三貂岭简天瑞、郑天喜,一呼而应者万人。尔依于五月初十日,约为内应,驱倭入海,与犒六万金,允于十四日合力并击。因)抚军(指唐景崧)出奔,事遂不果……五月十六日,林朝栋出援台北,至新竹;吴汤兴、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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